论苏轼作品的宇宙人生意识

□ 罗筱冰

    【摘  要】  苏轼是我国北宋以来杰出的文学家。他一生坎坷，仍保持豪迈旷达的心态；宦海沉浮，仍对社会怀抱一腔热情。是矛盾的人生和对儒释道思想的融通以及对审美人生境界的不懈追求，形成了他充盈着淡泊、通达、恒永的宇宙、人生观意识，并成就了他遗世独立的人格力量和作品。
【关键词】  苏轼  文学作品  宇宙人生意识  形成  融通  彰显
笔者与苏轼生活的年代相隔九百年左右，但少年时代起就拜读这位古代文学巨匠的诗词散文书法。解读他超脱人生忧患的物我浑然；欣赏他在苦难中体验生命价值的深沉；甚至效颦他那凡人难以步趋的潇洒和从容；服膺他由高贵品性和苦难人生历程锻炼出的宁静和澄明；更钦敬他饱经忧患仍对人生与社会保持热情的豪迈与旷达。读这位才情卓绝、心境高明的文学巨匠的作品，笔者感受得最多的是，作品中那一个或显或隐、贯穿始终的基调—-持续不断的对宇宙、人生的思考。
一、充满矛盾的人生形成苏轼的宇宙、人生意识
(一)、入世与出世的矛盾    
苏轼早在26岁时即踏上仕途，长时间在宦海浮沉，反复地面临着人生抉择，尤其是在感到失落以及在政治上受挫，遭致贬窜之时。儒家入世思想本是他的“主心骨”，早年“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豪言壮语，最能代表他对事功的向往和追求。然而日久而事功无多，便渐渐倾向恬退：“搔首赋归欤，自觉功名懒更疏”(《南乡子 ·自述》)；“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虽抱文章，开口谁新。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行香子·清夜无尘》)。在经历了宦海浮沉之后，词人更体悟到仕途的曲折与险恶：“三十三年，飘流江海，万里烟浪云帆。”其退隐的内在要求自然格外强烈。而一旦被朝廷“放归”却又想到功业未建不由慷慨悲歌起来：“老去君恩未报” 、“空回首，弹铗悲歌。”可见词人仍在出入之间徘徊。在词人看来，解决这一矛盾最好的办法是功成身退：“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
    ( 二)、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苏轼是一个富于浪漫气质和自由个性的人物。一方面，他作为士大夫集团的成员，抱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地参预国家的政治活动与文化建设，另一方面，他比当代任何人都更敏感更深刻地体会到强大的社会政治组织与统治思想对个人的压抑，而走向对一切既定价值准则的怀疑、厌倦与舍弃（但不是冲突与反抗），努力从精神上寻找一条彻底解脱出世的途径。他的文学创作中所表现出的洒脱无羁与无可奈何，随缘自适与失意彷徨，深刻地反映了知识分子在封建专制愈益强化时代的内心苦闷。①
苏轼尽管怀抱着“致君尧舜”的理想，但现实却难尽如人意：烦冗的宦务与频繁的调动使他身不由己：“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人生底事，往来如梭”。他的飘泊感、沦落感、厌倦感也油然而生：“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七律·和子由渑池怀旧》）；“生人到处萍飘泊”；“天涯同是伤沦落”。  乌台诗案，黄州及岭海两度流贬，都曾使词人的理想破碎，“宦游处，青山白浪，万重千迭”。词句饱含曲折和难言的苦衷！他忽而迷惘：“梧桐叶上三更雨，惊破梦魂无觅处”；忽而自嘲：“三入承明，四至九卿，问书生、何辱何荣”；忽而负屈：“问公何事，不语书空”；忽而沉痛：“珠泪溅，丹衷碎”；这些都是由仕途的升沉不定所引发的。 苏轼从现实出发，走向理想的步履为什么那样艰难？一是朝廷党争的存在，各派彼此掣肘，互相攻讦，争斗不休，使他难以大展经纶。二是北宋王朝国力的贫弱，再加上国策的保守，决定了统治者不可能有大的作为。“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儿孙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苏轼之忧愤因之而发可知；“道大难容，才高见嫉”（薛瑞生语）的苏轼的命运不问可知。
那么，如何解决理想与现实的种种矛盾？苏轼的做法大致是：淡化功名意识；守着“用舍由时，行藏在我”的随机应变的人生哲学；抱定“乐天知命”的处世态度和“物我皆恒”的宇宙观。
二、儒释道思想融入苏轼的宇宙、人生意识
苏轼生活在北宋时期，在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中如鱼得水。这种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浸染释道的思想是苏轼人生哲学的基础，在多次被贬为地方官时，常出入于寺院交往于高僧，因受释、道思想的影响，他不只一次浩叹“人生如梦”(《念奴娇· 赤壁怀古》)“笑劳生一梦”(《醉蓬莱》)、“万事到头都是梦”(《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但他并不遁入空门归隐林泉，而是在忧患来袭时，以佛、道思想来消解自己的痛苦，以超然的忧患思想积极投入到现实生活中去。
苏轼散文《前赤壁赋》，写怨客吹箫吊古，以“江月”为一连串怀古情结为发端；由稀星明月引出孟德其人，由滔滔江水怀想千里舳舻……然岁月流转，世易时移，江月犹在，山川易主，这一切，令兴衰之叹、伤怀之感愈加耐人寻思。在这无穷之江水，消长之月光面前，转瞬即逝的何止是人的生命？
对于怨客，江之无穷，月之如故引出了须臾人生的感叹；对于苏轼，水之不复，月之盈虚却启示了变与不变的哲理——物我皆恒，何羡长江！明月山间意不尽，清风江上韵无穷！何不共适造物之藏？何不“领取而今现在”？
想他苏轼尘世一生，经历了百态人情，之所以异于屈原之郁愤难遣，应是得益于他对自然与人生的哲人似的思考。而这种思考又使他的文章诗词闪现出一种非凡的人生哲理光彩。
读罢《离骚》，我们可以看到屈子香兰芳桂的高洁品行，想见国君亲佞远贤的昏庸，而苏轼文章则展示了一种跳出苦闷走入旷达的超脱。从慨叹“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悲观到看破“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物与我皆无尽也”的达观并从宏观的角度提出了一种达观的诠释：“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不难看出，苏轼在赤壁赋中表现出的宇宙、人生意识深受庄子思想的影响。他年少时读《庄子》，就曾说过：“吾昔有见于中，口为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他觉得《庄子》所讲的道理，是自己心中一向所想的：“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 、“我生百事也常随缘”所以，当客人“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 、“知不可乎骤得”而生悲时，苏轼却以一种超然乐观、旷达洒脱的胸怀和气度，在难以忍受的苦难环境中自得其乐：“自其不变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在这里，苏轼沿袭了庄子的相对主义观点，不绝对化的看问题，而是注意到了事物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取消了事物间的差别和衡量事物的客观标准，模糊了事物质与量的实际界限，改变了事物的参照系，把自然万物和历史、人生放到一个更大的参照系当中去考察，随着参照系的无限扩大，具体事物的价值和意义就无限缩小，以至可以忽略不计，于是万事万物就平等了，就没有区别了，而悲剧意识的根源就在于人们认为事物是有差别的。因此，在苏轼那里，悲剧意识就得到了有效的化解，于“江上之清风” 、“山间之明月”当中享受“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从“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还可看出天人合一思想对苏轼的影响。从不变的角度看，天地与我同生，万物与我合一，都会无穷无尽。因为，作为个体的人，生命是短暂的，而作为整个人类，又同宇宙一样是永恒存在的；人原本又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生死与昼夜的变化是自然的规律，生是人存在的一种形式，死是人存在的另一种形式，“物与我皆无尽也”。这种物我一致、天人合一的观点，说明了苏轼对生命的肯定、对生活的热爱。大自然是个无穷的宝藏，可以作为人们的精神寄托。人对自然万物，不该取的不取，该取的就取，不必因“吾生之须臾”而羡慕大自然之无穷，而要使无穷的自然万物为“吾生”所享用，从中得到乐趣。苏轼拿起了从《庄子》中获得的思想武器捍卫自己的心灵，保持乐观的情绪，应对人生的坎坷，是道家思想使他在人生的疾风暴雨面前自我调适，超然旷达而不封闭、自虐，怨天尤人。《赤壁赋》中主人对客人的劝慰正是苏轼用老庄思想与厄运抗争的表现。
必须看到的是，这不是消极地化解，不是逃避现实的聪明的借口，更不是精神胜利法，而是以诗情为哲理，实现对人生的审美超越。这种超越把人从现实局促的功利之心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不再拘泥于一时一事的得失成败，而是有更开阔的胸怀和更深邃的眼光。这样一来，人就会变得既努力做好现实中的每一件事，又不局限于这件事的具体意义，而是对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件事进行审美体验，这就是执著而又超越现实、现实而又审美的人格。
苏轼在文艺作品中常常表现出对生活、对人生的热爱就与这种执著而又超越现实、现实而又审美的人格相表里。
  笔者以为，苏轼作品中最值得关注的，还是那些富有积极思想意义的部分。表现为对现实人生的热爱。这在前期的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词中表现得十分充分。即使苏轼身处逆境，我们仍能看到他积极进取的态度和乐观向上的精神：“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白发一如青丝，时光匆匆不减英雄本色，一扫李白那“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的愁绪，而这正是他“物我皆无尽”的人生至味和宇宙观。
苏轼还有更多的作品写对自然和人生的品味，尤其是像“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的潇洒；“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鹧鸪天·殷勤昨夜》)的欣慰，在逆境中仍能品出生活的甘美—-“麻叶层层苘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浣溪沙·麻叶层层》)等等，同样显示了他对现实生活的热爱。
元丰五年（1082）的一个秋夜，被贬于黄州的苏轼与几位客人泛舟长江，对月痛饮，归而作《临江仙·夜归临皋》：“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毂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诗人由长江的浩浩荡荡而无穷，不由联想到人生的匆匆忙忙而有尽。长江无拘无碍，奔流万里，人生多灾多难，举步维艰---“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临江仙·一别都门…》)。
佛家有言：万念皆从心起。“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这是苏轼从仕途风波和眼前大江得到的人生感悟。奔波竞逐在纷纷扰扰的名利场是非地中的众生，要获得这种哲理体悟已非易事，要真正做到更是谈何容易！
其实，宇宙与人生，这是一个沉重的带有根本性的课题。“阆苑先生须自责，蟠桃动是千秋。不知人世苦厌求。东皇不拘束，肯为使君留。”(《临江仙·风水洞作》)。苏轼在带有神话色彩的奇想中触及了宇宙无穷与人生短暂的深刻矛盾。有见于此，他对于日居月诸、时不我待异常敏感：“又得浮生一日凉”、“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黄州寒食诗》)、“人事凄凉，回首便他年”、“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这种对于人生短促的慨叹，与其惜花伤春之词同样表现出对生命本体的忧思。但苏轼并非一味浩叹，达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儒家的这一立身处世的原则毕竟是苏轼的人生信念，何况他本是一位怀有拯世济民抱负的磊落志士，苦难和贬逐并没有冷却他心头的热血，他所向往的毕竟是积极有为的人生。
元丰五年三月，他在贬居黄州期间游蕲水清泉寺时，见寺前兰溪西流，坎坷困顿的他胸中豪情陡生，闪过灵感与哲思的电光石火。为那电光石火立此存照的，就是《浣溪纱·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人生有限，宇宙无穷；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自然的铁面无情的法则不可抗拒，所以诗歌史上多的是叹老嗟卑感时伤逝之曲，即以写水的词而言，晏殊《清平乐》说“人面不知何处，绿波依旧东流”，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张抡《阮郎归》说“寒来暑往几时休？光阴逐水流。浮云身世两悠悠，何劳身外求”。人生的悲剧意识本无可厚非，但诸如此类大同小异的音调，已经疲劳了人们的耳朵，因而，苏轼人生咏叹，不能不使“今之视昔”、“后之视今”者耳目为之一新。
三、人生实践彰显苏轼的宇宙、人生意识
(一)、处身顺境中的淡泊  
元丰末年至元年间，苏轼时来运转，甚至有过“未周岁而阅三宦”的殊遇。“人在玉堂深处”时，却怀念黄州东坡雪堂“手种堂前桃李，无限绿阴青子”(《如梦令·手种堂前桃李》)；他还告诫自己说：“居士，居士，莫忘小桥流水。”（《如梦令·手种堂前桃李》）。
元丰六年三月，将自杭州知州入为翰林学士承旨时作《八声甘州·寄参廖子》词，偏要表白自己：“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 (《八声甘州·寄参寥子》)。苏轼这种在顺境中淡泊自守的品格可谓难能可贵。
(二)、身处逆境中的从容 　
作于黄州时期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便是一个明显例子。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词乍一读来让人觉得蹊跷，非晴则雨，哪能随意更改？“归去”，“一蓑烟雨任平生”既然东坡已投身于江湖，也就不在乎宦途上是急风骤雨还是万里晴空了。原来，正是东坡超脱的心态淡化了自然的晴雨。他连晴都不盼望了，风又何惧，雨又何虑？
再看作者在《定风波》小序中写道：“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这“余独不觉”四字展示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然。它迥异于太白那“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中不遇明主的愤慨；那 “天生我材必有用”中 “不被用”的埋怨。苏轼走出了这怨艾，把灵魂放纵于自然，走入心灵的宁静、淡泊。于是常人眼中满身泥淖的尴尬被释开了：“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实际上，苏轼用象征手法写出自己在突如其来的政治风雨面前内心的坦荡与气度的从容。
作于同一时期的《念奴骄·中秋》，则有着更为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词人的心灵仿佛是在“万里云无留迹”的“长空”中自由飞翔，忽而天上，忽而人间，“便欲乘风，翻然归去，何用骑鹏翼”三句，可算是在想象中灵魂向着“自由王国”的飞升。所以相对说来，此词更能表现词人精神的自由。毫无疑问，东坡在逆境中的这些心态，都是经过自我调节的结果：他已从一次次政治斗争的噩梦中醒来，恐惧、惊惶、困惑、委屈等已消解殆尽，这种在逆境中随遇自适的生活态度和精神状态是十分难得的。
在“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险境中，苏轼洋溢出了最有底蕴的达观。尽管他时而哀怨凄婉，时而戚戚“傲然”，时而内心也翻起激烈的矛盾的波澜，发出“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喟叹，但好在最终达观排遣了郁闷，超脱取代了羁绊，成为他思想的主流，于是苏轼获得了人生哲理和文学艺术的双丰收。
早年的苏轼就是一个乐天派。“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苏轼深谙这个道理，在七律《和子由渑池怀旧》中，“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飞鸿哪复计东西”、“往日崎岖犹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诗句表现出这样的一种精神：往事是不必去过分怀念的，即使是怀念，也无非要鞭策自己奋发向前罢了。对未卜前途怀着无限的憧憬，这就是乐观。    
在顺境中保持一种乐观的心态尚且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而在逆境中仍保持一种乐观的心态就更显得难能可贵。
苏轼因不满王安石变法，求外职到密州。但“烈士暮年”尚且“壮心不已”，更何况正处不惑之年的他呢？“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一个“会”字，表达出“一定要”、“一定行”的决心和自信，这就是乐观。后来，他又因写诗“谤讪朝廷”，遭贬至黄州，在“亲朋无一字”的情况下，他虽有“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孤苦，似乎也想“乘风归去”，但随后又做出“何似在人间”的结论。能够勇敢面对惨淡的生活，这就是乐观。“丈夫为志，穷且益坚”。在经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精神历程之后，他开始用平静的心态去观察人生。终于，他弄清了瞬息与永恒的辩证关系。一个能够超然面对生死的人，他又岂能不是一个乐观的人？  
苏轼不是遗世独立的佛祖，他是一腔热血、七尺之躯的人间诗人，苏轼的豪壮、伟大不在于从未迷惑、彷徨，却在于勇于逆水行舟的信念与坚强。是不可泯灭的生活的热情、至死不渝的审美的追求，使那颗彷徨、惊恐的心灵摆脱沉郁而重获自由。于是他在江风山月间找到了永恒的美感，在苍天大地间找到了生命的本源，在勤于政务中找到了生命的价值。纵然在“惟见幽人独往来”（《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嗟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的孤寂、凄凉的老年，苏轼尚能唱出“谁道人生无再少”、“休将白发唱黄鸡”的豪情壮志。
(三)、面对境遇变化时的通达  
这其实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一种思维方法。同是境遇变化时登楼，苏轼说：“见说东园好，能消北客愁。虽非吾土且登楼。行尽江南南岸、此淹留” 、“ 何时收拾耦耕身……使君元是此中人”，而建安作家王粲则说：“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淹留！”如果说后者表现的是一种情感，前者则是一种理智；后者是诗人的纯真，前者则是哲人的通达。苏轼谪居黄州，在《初到黄州》诗中写道：“长江绕廓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仍然保持一种积极的心态。在任上，他效法陶渊明，躬耕东坡，似有无限快慰与满足：“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晚年远贬海南，山路崎岖，艰苦备尝，九死一生，而笔下是“莫嫌荦坡石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写春景仍富有生机与活力：“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当时岭南荒远，在这“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潮”的地方，苏轼不戚戚于个人的忧患，勤于政事至最后赦还，对海南仍有留恋“莫嫌琼州隔云海，圣恩尚许相遥望。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即此一端，亦可见苏轼确实做到了“此心安处是吾乡”(《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
苏轼时刻保持着对世界独特的新鲜感受，这份感受经过其厚重的生命底蕴的升华而形成对人生的领悟，从而让自己在喧嚣的尘世中真正做到心如止水，从容自若。这种生活，快乐而充实；这种人生，充满美感。苏轼一生便执著于这种美感。要执著于这种美感，必须学会超脱。苏轼能够超脱，在于他旷达胸襟。他曾经辉煌过，光彩照人；他曾经失意过，无人问津。巨大的反差很容易让人绝望，但苏轼没有。他以极其旷达的胸襟接纳了所有的大喜大悲，虽然也曾痛苦、彷徨，但是那份豁达让他最终学会因缘自适，识度明达，走入了“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境界。正如周国平先生所说：“在人生中还有比成功和幸福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凌驾于一切成败福祸之上的豁达胸怀”。正是这份豁达，让苏轼在最应该悲观的时刻仍然能笑得出来---“天涯何处无芳草？”、 “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水调歌头·杭州快哉亭》）。
这份豁达让苏轼与自己身外的遭遇保持了一个距离，他开始自省；这份自省又使他和真实的人生贴得更近。这样，他生命的底蕴越积越厚，他也真正走向了成熟。于是便有了今天我们读到的一篇篇流传千古的绝唱。  

苏轼对宇宙、人生思考源自他充满矛盾的人生际遇。作品中所作的宇宙、人生思考之所以超出凡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者汲取了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积极因素。儒家的入世和有为，引导他热爱生活和人生；道家的无为特别是庄子的齐物论，又使他淡泊名利，在逆境中也显得从容自如；佛家的静达圆通，则启迪他走向圆融和通达。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作者在人生实践中，对审美人生境界的不懈追求和对“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的深刻思考，以期达到对人生功利境界的超越：无论是春风得意，还是身处逆境，莫不如此。
苏轼在作品中表达的关于宇宙、人生哲理的沉思，无疑体现了一种深切的人文关怀，能给后人以有益的启示以至精神的滋养，不失为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注 释
①《中国文学史》章培恒 骆玉明著
2004年12月8日

注：此文已发表并被多家报刊转载